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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抗日战争的文化意义

2016-09-14 17:27:00来源:《前线》作者:张颐武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史影响特别巨大。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的八年,对中国现代史来说最为关键。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遇到了空前挑战,面临亡国的巨大危机。它是中华民族在其近现代历史中发展的最低点,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一个历史临界点,对中国人的心理、文化、精神影响非常深远。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正是抗战把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普及到社会的基层。在观念和思想上,中国人从城市到乡村、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凝聚了民族的意识。抗战期间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艺作品,就是因为它把中国的现代民族意识一直深入到普通人心中。在中国近现代,国家意识对县一级以下的村庄的人来说并不是很强烈。日本人的占领给了中国社会巨大压力,亡国的现实危险让每个炎黄子孙都有切肤之痛。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到这个时期完成,中国终于凝聚成一个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

  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很艰难的,必然经历复杂的过程。抗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直到抗战时期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到了历史的临界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由盛转衰,衰到极点,然后就由衰转盛了,从此中华民族走的就是上升的道路。

  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非常艰难。日本是个岛国,其现代化走向了扩张的道路,其转型的时间其实是跟中国相差不多,就是在19世纪中叶。日本向西方学习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转型相对顺利。但是,中国地大人多,传统的结构太复杂,转型不是很顺利。日本转型走向了侵略和扩张的不归路,在东亚、东南亚发动战争,欲称霸世界,最终遭到了挫败。

  中华民族走的路是光荣的现代化之路。我们从来没侵略过其他民族和国家,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是光荣的。抗日战争就更凸显了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我们的国家主权从来没中断过,我们从没有去侵略过其他国家、殖民过其他民族。现代的民族国家分几种:一种是被其他国家侵略而亡国;一种是没转型就被其他国家殖民,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才独立;还有一种就是转型成功了就去侵略别人。日本转型成功,就去把朝鲜半岛占了,把中国的台湾也占了,在二战的时候,想要称霸整个世界。它转型成功,跟西方一样走的是扩张道路。中华民族现代化转型有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面临危难,但从来没有亡国,国家主权从未彻底丧失。现在中国转型走向了复兴之路,发展的路都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去侵略人、压迫人。

  我们的转型、我们的现代化在国际上是没有负债的。中国的现代化在道义和伦理方面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其他国家。我们不是侵略扩张,而是尊重其他国家,文化上具有一种更高的智慧。中国就要求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不强加于人。

  二是以德报怨。抗日战争其实也是凸显了中国以德报怨的品质。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这么凶残,但在中国的日本孤残儿童受到了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社会的广泛关照。日本人到今天仍然满怀感激,就说明中国人具有一种以德报怨的精神,是一种人道的关怀。

  三是扶弱抑强。中国始终和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始终和弱者站在一起。和世界上的弱者一起奋斗,是现代中国的关怀所在。从鲁迅先生就翻译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直到20世纪中叶以来和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情谊都说明了这一点。

  和而不同、以德报怨、扶弱抑强是中国现代奋斗的光荣。中国现代化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对世界的历史欠账。日本对东亚各国都有历史的欠账。像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刻的历史伤痕。反对日本工业遗址进入非遗最强烈的就是韩国。中华民族在挫折中奋起的历史是光荣的,是和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光荣的现代化。五四以来,从文化这个角度我们好像很自卑,认为我们有很多原罪,有很多不文明之处。像五四那些先驱者全面反传统,对中国传统“国民性”彻底否定,现在看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的现代化起步晚,摆脱传统社会的局限比西方晚。其实西方传统社会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但他们现代化比我们早,所以我们有一种把时间差误以为是空间差的原罪意识。但是从抗日战争看,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有光荣的一面,也把我们传统文明的光辉凸显出来了。过去我们反思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历史负担,有所谓“国民劣根性”,觉得日本人比我们强大,把我们都打垮了,因此有一种“原罪意识”。我们要超越这种意识。原来都说中华民族由于落后、由于愚昧封闭而有原罪。其实中华民族是没有原罪的。我们民族的历史是光荣的历史。不是说被人打败了就是屈辱的。虽然说受到了挫折,但最终赢得了胜利。我们经历的过程对世界没有任何愧疚,对人类没有愧疚,而是以中国的奋斗证明了中国历史光荣的一面。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不是我们的负资产,而是我们的正资产。

  抗战时期的思想家像冯友兰、李长之和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如鲁迅、胡适等都不一样。中国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反而凸显了中国传统的光荣。像冯友兰在抗战时写的《贞元六书》,核心的思想是贞下起元,就是到了最低点的时候就开始往上走了。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搬到了重庆,中国大半领土都被占领,这个情况不会再有。抗战时期的思想家和五四时期的思想家都有贡献,但是抗战时期的思想家讲中国人的高贵、中国人的勇敢自信。我们的高贵自信在伦理上是比日本强大的,在伦理上和价值观上是有优势的,我们的民族精神是辉煌的。中华文化毕竟是东亚文化的源头,其文化有很强的自信力,这种自信力经过抗战这样艰难的过程都没有垮掉。李长之当时的名著题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兴起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人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提供了历史的条件。抗战是中华民族光荣的一页,也是中国文明新的起点。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对抗战胜利的意义有深刻的表述:“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

  我们应该在前辈奋斗的基础上,把国家带到更高的平台,为世界和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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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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