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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鲁西南建党初期的回忆

2015-06-25 20:44:00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作者:    程立夫口述 赵从元整理

  一、于子元来到鲁西南

  一九三四年,鲁西南的劳苦大众,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的横征暴敛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他们饥寒交迫,度日如年。是年初,共产党员党于子元来到菏泽、曹县交界处,他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围着围巾,骑着自行车,以卖卷烟为名,走街串巷,对鲁西南进行了全面考察。

  于子元同志认为:安陵集一带,地处三省(山东、河南、河北)五县(菏泽、曹县、东明、考城、长垣)交界处,“飞地”(即本县境内有外县的村庄及土地)较多,没有统一的行政领导,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较为薄弱;这里又远距县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再加上农民生活困难,迫切要求翻身,确实是我党开展工作的好地方。

  于子元同志在考察中非常注意发现进步青年。我出身贫苦,无党无派,秉性正直。国民党韩集区部曾推荐我当乡长,因我不满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予以拒绝。我的情况,很快被于发现,我那时在韩集北门里丰家祠堂教小学。他便到学校找我,先是夜里去,后来白天也去。由于我们很谈得拢,关系日渐密切,常常谈到半夜。我们起先谈论的多是国际形势,抗日的道理,后又谈到内战的情况、国民党兵多不抗日等,只是没谈共产党的事。我们谈话很投机,关系越来越密切,外面的人都知道于子元是我的朋友。有时我有事不在校,他就主动替我教课。记得一次,他向学生讲“满江红”,从岳飞抗击敌寇,讲到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人民如何受摧残蹂躏,诱导大家向岳飞学习,做抗日的民族英雄。同学听了他的课,受到了很大教育。

  于子元为了更好地与青年接触,经常给一些学生和知识青年写鸟字。他写的字一笔一划都是鸟,这样,一下子就把乡村的知识青年吸引到自己的身边,然后利用这种机会向他们讲述一些革命道理。

  一九三四年秋,于子元同志虽然回到范县工作,但仍不断到菏泽来。为了于子元来去方便,我用了20块大洋买来一窝蜜蜂,他以教我养蜂为名,经常到这里指导我们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底,于子元对我说:“我是做抗日工作的,为了咱俩接触方便,我们拜成人兄弟吧!”从那时,我们就是仁兄弟了,他做的一些事情,我都尽力帮助。没多久,于子元的革命活动引起了一些上层人士的注意,就连我的老师蒋中立先生也劝告我:“咱是个穷教员,能有碗饭吃就不错了!你咋与江泽民(当时于子元的化名)走得那么近呢?他是共产党的人啊!你跟着他,将来是要杀头的!……”。不久,国民党韩集区部便派李乃元(国民党员,后被我枪毙)到学校教书,监督我和于子元的行动,使我们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为此,我便和于子元商量,认为不能再在韩集待下去了。三六年初,县教育局视察员万登瀛(万广州)来学校视察,我向他要求换个地方,他说:“行!”。不久,我被调到曹县胡集小学教书。

  二、党组织的建立及发展

  一九三六年深秋,于子元正式受直南特委刘晏春同志派遣,又来到鲁西南。经我推荐,于子元被分配到曹县四区古营集教书,我俩常利用星期天见面,交流工作进展情况,制定下步工作计划。

  至这年年底,于在胡集对我说:“经过一年多的考验,你对党很忠诚,我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你就是共产党员了,但你发展党员还不行,你先考验他,发展谁最后由我来定。”

  于子元除发展我入党之外,还发展了安陵集眼科医生龚献亭(菏泽龚庄人)和傅秀峰、傅金灿等,为党在鲁西南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于子元同我商量,决定安个联略点。由我出面,租借寇梦笔家的房子,办了个私立高小。因为寇梦笔是个地主,曾当过旧政府的县长和国民党税务局长,这对掩护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有好处的。于是我当了这个私立高学的学董,聘请郭万春、王子平等人当教师。这个私立高小就是我们的秘密联络点。

  我入党后,也开始物色发展对象,于三七年上半年发展的有安陵集的程广学,曹楼的任耀庭和李向田等。

  “七·七”事变后,在外地上学的党员沈建华、王建民等人陆续回到曹县,在曹县建立了曹县县委。王石钧于九月底也从乡农学校回来,与曹县县委接上关系。于子元的组织关系在直南,他把我们几个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给了曹县县委。王石钧回来不久,我们在曹县三区建立了区委,王石钧任区委书记,程广学任组织委员,我为宣传委员。

  从三七年下半年至三八年初,党组织在一些村庄发展了部分党员。有万家的万子玉、万崐峨、万清洁、万广义、万崐嵩、万某某(万广义的叔),沙山寺的张文灿父子,刘岗的刘秀生等,郭寨的郭殿起、张克志、郭登起,大杨湖的杜书润、杜望之、杜德修、杜义修、杜庆林,武城集的郭炳章、郭颖成,许寺的杜孝义,贾寨的贾连昌,程寨的程元刚,青邱的王万荣,朱桥的朱广典,油寨的油秀峰,桃园集的祁宪文,葛寨的王殿想,郭小湖的郭万春(郭又新),杨堤楼的杨芳江,大麦王的王子平;还有沙窝李、段庄、刘城、龚庄、张庄、张成寨等村庄,这时也都发展了党员,有的村还建立起党支部。

  一九三八年春,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培养一批骨干力量,在安陵办起了青年救国训练班,吸收了百余名青年学生,刘齐滨、王建民等同志负责讲课,我们负责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和生活供应工作。那次训练班的学员除附近村庄的青年外,还有考城的徐宗舆,曹县城里的马子苏,曹县东南的孙景林等。训练班的学员大部分都加入了党组织。聂治安等二十余名学员随于子元到王道平的绿林武装里,配合王道平做思想工作。贾洪志在训练班没能加入党组织,他为了接受党组织对他的考验,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王力生同志在曹县县长王贯一的警卫营里当连长,要求组织为他派一个文书,于是县委决定把贾洪志派去。不到半年,那个连叛变,王力生侥幸逃出,贾洪志同志牺牲。总之,那次训练班培养出的学员都成为骨干力量。

  后一期训练班有一百多人。一九三八年夏,在大黄集一带,国民党军队与日本鬼子打了一仗。国民党军队扔到麦棵里许多枪,让老百姓拾到了。我们大家凑了四十元钱,买了两支中正枪。因为敌人很多,我们没法上课,我和王石钧同志带着学员,转移到张大楼的五间民房里学习。这一期训练班生活更加艰苦,吃菜只是点辣椒、韭菜。于子元从那里路过,问我们生活怎么样?我说:“光吃点辣椒,连做饭的炊事员都饿跑了。”他把兜里仅有的五元钱留给我们了。这两期训练班共培训了三百余名学员,以后都成为我们鲁西南的骨干力量,为开辟和巩固这块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党的工作任务,一方面是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一方面是培养干部,发展党员,到一九三八年底,我们共发展了千余名党员。

  三、抗日救国活动的开展

  一九三六年底,于子元倡议建立一个农民互助会。目的是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为开展党的工作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七·七”事变后,这个互助会改名为抗日互助会。在菏泽五师上学回来的李子芳,要求加入互助会,我和于子元都同意,并让其为抗日互助会写个简章。简章写好后,我和于子元修改了一下,由李子芳油印出来,在群众中广为散发。恰巧,刘齐滨路过李子芳家,李子芳将抗日互助会的简章让刘齐滨看了,他很快找到于子元和我,对我们成立抗日互助会表示赞成,愿意一块干。刘齐滨是北大学生,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参加,使抗日救国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在抗日互助会的影响下,许多村庄都建立了抗日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纪律松弛,没有统一的领导。鉴于这种情况,于子元、刘齐滨和我分头做各村抗日组织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说服教育,大家统一了认识: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抵御日寇的侵略。西边以郭小湖为中心,(包括白茅、大寨、桃园集等村),成立一个联庄会,由郭心斋负责。安陵集一带建立一个联庄会,由唐以山、杨维汉负责。杨集一带(包括杨花园、马集等村)成立一个联庄会,由张久如、杨永信负责。万家、武城集、沙山寺成立一个联庄会,由郭炳章、张文灿负责等等,这样,各抗日联庄会置于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在我们建立联庄会的同时,杨履谦(开明绅士)等也组织了“联庄会”,他们以地主武装为基础,建立了抗日武装。我们为了团结这部分抗日力量, 于子元、刘齐滨、张耀汉等人分别去做杨履谦等人的工作。最后,大家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组织。

  一九三八年秋,在安陵集召开各群众组织代表会议,研究建立统一组织的有关事宜。我党提议这个组织命名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大多数代表都表示赞成,只有少数地主绅士代表不同意,他们提议为“忠义社”,其目的是摆脱我党的领导。因命名一事,共开了五、六次会,双方争论很厉害。最后,刘齐滨说:“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大家都要做点让步,叫什么名字,不是什么大事情”。结果,定名为“冀鲁豫边区忠义抗日救国总团部”。推选刘齐滨为团长,程立夫为副团长,杜惠田为组织部长,杨友三为宣传部长,何克昌任情报部长,杨履谦任武装部长,寇梦笔任总务部长,总团部设在寇梦笔的家。

  抗日救国总团部一建立,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络绎不绝。总团部下设若干中心村,每个中心村下辖十余个村庄,各村有村救国会。中心村有自己的武装---抗日自卫队,自卫队的枪支来自民间,还有大刀、长矛等。在抗日救国总团部的领导下,一村有难,大家支援,抵御日寇及伪顽杂的骚扰。同时,还建立了妇女救国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妇救会负责接待和后勤工作,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为了配合抗日运动的开展,总团部办了一个小报——《民生报》。由严会甫任编辑,刊登一些抗日消息和活动情况,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党员经常发表文章,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抗日救国总团部建立后,活动经费十分困难,于是,号召群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些负责同志主动捐粮捐款。有些开明地方士绅也进行了捐粮捐款,如安陵集的韩凌雨,一次捐款二百元,总团部为他挂了一块“慷慨解囊”的匾,敲锣打鼓地送到他家。这样一来,我们抗日活动的经费有了保证。

  自抗日救国总团部成立后,那几个地方绅士的代表,只挂个虚名,根本不到团部去。群众慢慢把“忠义”两字又去掉,习惯称之为“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然而国民党曹县县党部,看到我们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他们想方设法,妄图夺取救国总会的领导权,派代表与我们谈判。国民党代表有:袁春霆、王子魁、王石村等;我方代表有:王建民、刘齐滨和我。谈判时,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们态度非常蛮横,不听不理。程广学等几个党员在东屋唱了国共合作歌,他们竟歇斯底里大发作,高叫“只能说‘荣共抗日’,哪有国共合作!”几个性急的同志要把他们拉出去活埋了,刘齐滨耐心劝阻,几个国民党代表丢下几张国民党员登记表,灰溜溜地走了。曹县国民党部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曹县西北办事处的李克(宗岱)带着二十多支枪到刘岗抓人抢财物,想给我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的队伍一到刘岗,我们的自卫队员便报告说:“有人到刘岗抢东西!”我说:“把各村的武装集合起来!”一敲铜锣,我们的自卫队员马上集合,四面八方一起涌向刘岗,当即缴了他们的枪,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他们在群众的唾骂声中,一个个狼狈地逃走,后虽将枪支还给他们,但从此再也不敢到联庄会里抓人抢粮了。

  四、曹东县委的建立

  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团部建立后,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建立了群众性的自卫武装,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一九三九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领一部分主力部队来到鲁西南。同年四月,戴晓东同志受苏鲁豫皖特委派遣,带领张子正、海燕、冯豪、杨海天、王开基等二十多名干部,也来到鲁西南。他们来后,开始筹建鲁西南地委和曹东县委、考城工委,并重建曹县县委。

  该年七月一日,鲁西南地委正式成立(对外称工作团):

  地委书记:戴晓东

  组织部长:王建民

  宣传部长:袁复荣

  统战部长 :刘齐滨

  军事部长 :宋励华

  同时,曹东县委建立:

  书记:程力夫

  组织部长:程广学

  宣传部长:杨用信

  军事部长 :郭万春

  青年部长:孙正民

  民运部长:向奉之

  统战部长:刘秀生

  曹东县委辖曹县西北部、东明东南部、菏泽南部及定陶西部地区。曹东县委是菏泽县委的前身。特别是杨得志同志率部到鲁西南后,我县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为了便于领导,我们划分了若干个小区,建立区委,回忆当时的情况,大体是这样:

  大杨湖区:杜义修为区委书记

  武城集区:万崐峨、郭炳章、郭颖成先后为区委书记

  青邱区:朱广典、朱文学先后为区委书记

  吕沟区:吕克明为区委书记

  郭小湖区:郭万春为区委书记

  田集区:傅秀峰为区委书记

  安陵区:寇贞一(寇复儒)为区委书记

  五霸岗区:油秀峰为区委书记

  马集区:李念臣为区委书记

  还有杨花园区等。

  在建区委的同时,我们成立了县委警卫营,王殿想为营长,一九三九年九月改编到冀鲁豫支队五大队去了。

  五、湖西“肃托”事件对鲁西南的影响

  一九三九年八月,湖西区党委错误地开展了“肃托”,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命令,要地委书记戴晓东,曹县县委书记曹子真和我到区党委报到。我们接到通知后,骑着自行车赶到区党委驻地---鱼台县城南于村。我们刚一进村,就碰到三个站岗的(平时只有一人站岗),有一个带班的人接过我们的通知,让我们等一等,他向区党委报告去了。这一反常现象,是我们意识到,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往村外一看,有几具死尸放在那里。我们问站岗的出了什么事?他说:“马霄鹏这小子是托匪,昨天把他枪毙了,一共枪毙十四个。”待了一会儿,那个带岗的人回来说:“跟我来!”我们进了村,就看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十分森严。社会部(对外称公安部)张部长接待了我们,他说:“区党委出了点事,请大家来开个会,一会儿白子明同志给你们谈谈。”

  会议一共开了四天,会后秘书给我们说:“晚上,区党委有行动,如果你们没事,天明你们回去就行了!”我们都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连忙说:“没事!”未等天明,戴晓东带着我们俩便回去了。

  从湖西回来不久,日本鬼子开始九月大扫荡,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为了对付日寇惨无人道的扫荡,地委研究决定:一部分同志带领地方武装跳出包围圈,寻机打击敌人,一部分同志留地方工作,坚持斗争。王建民、宋励华和我留在地方,戴晓东、袁复荣、王石钧带地方武装转移到曹东南。由于敌人的力量很强大,我们的武装力量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戴晓东同志带袁觉民同志到区党委回报,要求给予增援。

  戴晓东同志到区党委后,即被扣留,定了两个罪名,一曰:以反扫荡为名,准备配合托匪暴动;二曰:带着武装,阴谋行刺。接着捆绑起来,使用了苦刑。

  日寇扫荡还未结束,湖西区党委通过地下交通站传来一个通知:大意是鲁西南地委带领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到区党委报到,听中央要人传达……。落款是白子明、戴晓东。接到通知,我们的思想压力很大,但谁也不敢说不去。去就等于送死。有人提议:“找杨得志同志汇报一下吧!”于是,我们到东明找到杨得志同志,杨得志同志说:“我刚从湖西回来,白子明的这个做法是错误的。鲁西南的干部我了解,没有托匪,你们不要去,就说我不让去,这里日军正在扫荡,工作非常艰苦,你们不能离开,我马上向中央反映情况” 。

  事隔一星期,湖西区党委派了一个加强营来鲁西南。这个营装备较好,每个连都有一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他们刚到定陶东南,就与日本鬼子打起来,直到天黑才结束战斗。这个营的任务是带鲁西南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到区党委肃整。营长找到杨得志同志向他做了汇报。杨得志告诉他,鲁西南的干部没有托匪,我了解情况,你回去向区党委汇报,就说我不让去,责任由我付。这个营在此休整半个月就回去了。

  十一月,湖西“肃托”事件引起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重视,派罗荣桓、郭洪涛同志到湖西,及时处理了“肃托”错误事件,戴晓东同志被释放。这次鲁西南的广大干部没有受损失,是与杨得志同志坚持原则,坚决抵制“湖西肃托”的错误分不开的。

  六、湾杨事件

  一九三九年,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率旅直机关来到鲁西南,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鲁西南的广大群众为部队筹粮款,对部队大力支援。部队在鲁西南打了几次漂亮仗,保护了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一些开明士绅纷纷转向革命一边,如杨履谦、王杰卿等主动地支援我们,捐粮捐款,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共同抵御日寇的侵略。但也有一些地主,以为共产党成不了大“气候”,当他们看到抗日救国会开展的轰轰烈烈时,也表面上附和我们,若形势一变化,他们就离开我们,有的竟反对我们。还有一些顽固地主和反动分子,一直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如一九三九年夏,救国会不准种大烟,有些人光顾眼前利益,认为种大烟赚钱,没有执行救国会的禁令,私自种了一些大烟。因为我们缺乏工作经验,在大烟快要结桃时,我和刘齐滨带领救国会的人,用棍子把大烟全部打断,损害了这部分人的利益,没能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造成了这些人的不满。还有的地富出身的同志,从家里拿粮拿款,也引起家庭的不满。三九年八月份湖西“肃托”的影响,九月份,日本鬼子对曹县、定陶、菏泽大举扫荡,冀鲁豫支队又转移到黄河北休整,只有五大队在鲁西南坚持斗争。由于局势的急剧变化,又加上述种种原因,一些反动地主及反动势力蠢蠢欲动。湾杨村杨嗣孝、杨敬严,从兰考小宋庄请来个卖油的安天国,自称“活神仙”,在湾杨村建立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会部设在该村。他们利用封建迷信,烧香磕头,下神符场,蛊惑人心。有些群众受骗参加了,有些群众不愿参加,他们就发动红枪会的会员到其家去吃饭,群众叫他们“吃干队”,胁迫群众参加。这样一来,群众迫于他们的压力,很快参加了他们的组织,所以,红枪会组织很快蔓延到周围几十个村庄,搞得乌烟瘴气。

  红枪会成立时,我地方党组织就进行了工作,阻止红枪会的发展,曾多次派人进行教育。安天国当面表示:“组织群众,积极抗日,”而实际上非常反动,当红枪会羽毛丰满,他们暗地与日伪勾结,积极反共。一次,他们在安陵戏楼集合全体红枪会的会员,全副武装,搞所谓“亮兵”。我党组织很快得到消息,报告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地委认为这是安天国向我们示威,是公开反对我们的信号。因此,决定派于子元同志去会场做说服教育工作。于子元同志带领两个警卫员到了安陵集与安天国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说的安天国无言以对,才让于子元在会场上讲了话。于子元回来向地委作了全面汇报,认为安天国已不提“共同抗日”的口号,而提出什么“谁违犯了群众的利益就反对谁”,是针对着我党“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共同抗日”的口号来的,迹象表明他们有可能投降了日伪(实际上已与日伪勾结起来了),我们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十一月初,安天国到西郭家设坛符场,发展红枪会组织,我们的党员郭炳章等同志得到消息,马上向县委报告,我又找到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并说明了要除掉安田国的计划,戴晓东同志同意县委的意见。

  当天晚上十点钟左右,五大队的一营营长魏新民、政治部主任王石钧和我,还有郭炳章等带领部队赶到西郭家,很快包围了安天国所在的地主大院。因为院墙高,我们部队刚建立,武器装备差,院内有红枪会的武装抵抗,一时攻不进院子。安天国从房顶钻出去逃回湾杨。天黎明时,才发现安天国已逃跑,部队马上撤回。

  天明后,安天国集合了上万名红枪会会员,拿着大刀长矛,向我们追杀而来。因为红枪会里绝大部分是受骗的群众,我们部队怕伤害老百姓没有正面还击,马上撤离。安天国等几个反动分子,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到处抓进步人士,杀害共产党员。他们到安陵集没有抓到我家里的人,把我的房子全拆了拉走,还把刘齐滨的房子烧成灰烬。

  红枪会开了万人大会,把我党的干部寇复儒、程留金、张东岭、刘贵修等五位同志当众杀害,惨景目不忍睹。他们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到各村勒索钱粮,并让周围几个村的人为他们站岗放哨,害得广大群众好苦。

  湾杨事件发生后,我地委、县委以及抗日救国总会的同志,无法在安陵一带坚持工作,就到韩集以南活动。直至一九四零年夏,新三旅八团团长龙世兴同志来到鲁西南,平息了湾杨事件。匪首安天国、杨敬严逃跑,一些受蒙蔽的群众觉悟过来。

  七、菏泽县委及县政府的建立

  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张玺任区党委书记。区党委辖三个地委:一地委在南乐、内黄一带;二地委在濮县、滑县一带;三地委就是鲁西南。这时鲁西南地委由苏鲁豫区党委转过来,地委书记仍是戴晓东同志。区党委成立后,地委决定分批返回鲁西南。第一批回来的有王建民、宋励华、向奉之等同志。这些同志返回鲁西南后,看到红枪会的头目十分猖狂。他们唱两台大戏,戏台下搭了神棚,张庄的张二大头坐在神棚正中,桌上摆满酒菜,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得意忘形。为了给敌人一点颜色看,宋励华同志化妆成老百姓,把张二大头当场击毙,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接着,第二批干部全部退回来,于一九四零年七月,地委在刘岗决定取消曹东县委,建立菏泽县委。

  菏泽县委的人事安排如下:

  书记:程力夫

  组织部长:程广学

  宣传部长:囯启明

  县委建立后,主要任务是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在日寇扫荡前夕,曹东县委已有一千多名党员,因日寇扫荡,土顽及红枪会组织的破坏,我们的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党员无法在家,躲到亲戚家隐藏起来,有的党员革命意志薄弱,跑到红枪会里去了。有些坚强的共产党员见我们回来后,主动与我们联系,汇报情况。有些党员不愿再干了,多次与他们接关系,他们也不愿见面。大多数党员于县委接关系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县委会决定,为了澄清县内党员的情况,对每个党员重新登记,由县委成员分片负责,对每个党员进行个别谈话,根据他们的态度和前段的表现情况,确定是恢复关系,还是清除出党。经过县委全体成员的努力,没有多长时间就澄清了全体党员的基本情况,有三分之二的党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三分之一的党员差一些,有的经教育才准予登记,个别党性差不愿干的党员清除出党。经过重新登记,重新建立了党支部,纯洁了党的组织。

  在恢复党的关系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时期,我们的工作一般都是在夜间进行。有一次,我和王建民、杨宗法同志白天从安陵集路过,正好安陵集唱着戏,我们的一些同志和村干部见到我们,忙让我们进棚里喝茶。敌人很快发觉了我们,张小罗卜盯住了我,甩不掉他。我让村干部拉着王建民赶快走(敌人不认识王建民),我装着到高粱地里小便,对杨宗法说:“把枪压满子弹,我在前,你在后,他要动手,你就干掉他。”我们刚走不远,杨宗法就把他枪毙了。第二天,刘齐滨同志写了个布告,公布了张二大头和张小罗卜的罪状,反动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受到很大鼓舞。

  我们确实有一些很好党员,有一些很好的群众。记得有一次我去刘城与党员接关系,刚进村,碰到敌人正在村里给群众训话,我看到敌人已经晚了,回头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没办法,我硬着头皮进了村。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新媳妇,老远给我打招呼:“表哥,你咋来啦?”我听有人与我说话,就说:“我来看看你!”让她领到家去,原来是我们一个党员的媳妇。她把我领到家,不让我出门,住在他新房里,夜里把庄里的党员一个个找来,与他们接上了关系。

  四零年底,鲁西南地委分两批到冀鲁豫区党委学习,这次学习主要是培训县团级以上干部。第一批有王石钧、宋励华、吕耀亭、徐宗舆和我,我任这批学员的小组长,在黄河北观城学习了三四个月。菏泽县委书记由王建民同志代理(程广学也是在这一时期回家的)。从黄河北学习回来后,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建立冀鲁豫第三专署和菏泽、曹县、考城、东垣四个抗日县政府。

  菏泽县政府人事安排如下:

  县长:宋励华

  行政科长:海燕

  民政科长:冯世民

  财政科长:吕耀庭(后袁浩)

  教育科长:王力生

  司法科长:王兴之

  建设科长:秦致祥

  保卫队队长:杨建德

  公安局长:曹中显(曹智民)

  (四二年刘梦钦任公安局长,曹中显改任公安股长)

  县大队:宋励华任大队长,程力夫任县大队政委,袁万仁任教导员。

  八、 关于菏泽县的“反特”

  一九四四年麦前,菏泽县开展了一次“反特”运动。菏泽县公安局长刘梦钦向我汇报了上级关于反特斗争的问题。县委研究确定,先搞两个点:一个是安陵集,一个是水牛李。为了加强公安局的力量,增派王耀华(王旭)同志任公安局副局长。这项工作刚一开始,地委通知我和戴晓东同志去边区参加参议员会议,会议开了一个月左右,回菏泽后,反特工作已经开展起来,很多干部都牵扯进去,连地区的一些干部也都牵扯着了。当地干部人人自危,大家都感到有点骑虎难下。地区公安局长韩培成向地委书记刘星和张承先同志汇报了情况,地委研究,让我审查一下这些材料,我看后向地委汇报说:“这次‘反特’和‘肃托’差不多,真正的特务没几个,审查的大都是一些好干部” 。地委同意我的意见,马上召集了公安股长以上干部会议,反特工作暂停,防止继续蔓延,对于已揭发检举的材料,认真审查,发现错了的立即纠正,做好善后工作。

  一九四五年我任地委组织部长后,第一件工作就是给这些同志做结论,区委以上干部的结论放入档案,清除后患。

  注:程力夫是于子元同志来我市发展的第一个党员,菏泽县第一任书记。他曾先后任鲁西南地委秘书长,组织部长,焦作矿物局书记,贵州省煤碳局局长,现已离休。我们曾两次访问程力夫同志,这篇回忆录就是根据这两次访问记录和录音整理的,未经本人审阅。如有错讹之处,请批评指正。

  ——出自《菏泽市党史资料第一辑》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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